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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李瑞昌：《经济新常态下的公共治理创新》，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第85-87页。
参见（宋）朱熹：《答刘叔文》，载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卷四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6页。[8]所以，从哲学或者本质上说，世界是道德的世界。
[14]谢觉哉亦曾说过：我们的法律是服从于政治的，没有离开政治而独立的法律。[1]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截止至2018年3月19日，共获得以礼法为主题的研究文献1977条，以礼法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文献80条。然而，编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礼教/刑罚与治乱/盛衰的关系，以及宋、元、明、清诸律对唐代礼法结构模式继承的认识，应该说是客观的，最起码它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36]一方面，理气在形成上不分先后，所谓有理必有气，有气必有理。譬如，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世界的本体，有老子和程朱的道（理）论、张载和王夫子的气论、陆王的心论、玄学的无（自然）论等。
[11]其实，这就是中国传统法哲学的文化原理和内在理路。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把上述《决定》中提出的公平而不是平等，亦即机会和规则公平而不是事实平等的这种法治观，看成是两种世界观在认识论上具有对接协调的可能性的一种体现呢？ 另外，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在寻求唯物世界观与中国传统的理气统一的世界观（反映到法律上即为功利与道德这两大原则）的对接协调时，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功利主义的弊端愈加暴露，[49]所以，从最深层次的人的哲学上来说，这两者的不同与协调，已是我们当下法治建设和学科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55]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疑难案件，有案件事实上的疑难案件和法律适用上的疑难案件之分，其中案件事实上的疑难案件问题主要是侦查机关的难题，而法律适用上的疑难案件才是司法裁判领域的问题所在。
王甜：从舆论关注案件看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山东人大工作》2011年第7期，第41-42页。[44]可以看到，社科法学提供了一系列可靠的、得到合理论证的后果。更具体地讲，后果主义在司法裁判中究竟该如何安置？ 三、后果主义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和适用 (一)规范后果与实用后果二阶区分的必要性与难题 在前述两部分，笔者分析和阐述了法教义学方式的后果难题、后果主义主张得以成立的可能性及其在司法裁判中的重要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7条规定：法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后果主义的立论与问题 (一)后果主义主张的起因——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冲突 一个正当的或者说可以得到辩护的后果，除了法教义学方式推理论证的后果外，还能从哪里获得？这是后果主义反对法教义学立场时必须加以辩护的。而如果根据德沃金的观点将每个案件都作为疑难案件，则法官要重回通盘考量的困难之中。
但是，对于如何对待涉诉舆论的问题，无论是理论领域，还是实践领域，许多人都持有否定的态度，声称舆论会影响司法独立审判、舆论歪曲事实、舆论隐含的是情绪、舆论代表大众思维与司法思维对立，等等。那么，法治要求规范之治，这种相关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埃塞尔(Josef Esser)对此说得非常透彻： 法治的观念，即应当是制定法的而不是法官权杖(Berufsstab von Richtern)的统治，除了历史—政治的原因之外，也有理智的原因：彼此之间协调一致的规范的普遍性(它作为规范的模式无助于决疑式的冲突解决)，将单个案件个别处理的行为排除在外，并且要求一种依制定法的(gesetzmassige)的观念，亦即将特殊案件包含于其内的一般性的规范或者规则观念。在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样一种前提之下，一起引起轰动的案件，必定经历一个从最初的片面、夸大、歪曲，走向一种越来越靠近真相和民意的舆论。于是，有意无意地，让中国道德倒退五十年的彭宇案，[2]就成为了该案的背景。
[24]参见孙海波：‘后果考量与‘法条主义的较量——穿行于法律方法的噩梦与美梦之间，《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第169-170页。[77]近年来关于疑难案件(例如许霆案、于欢案等)的讨论和解决，实际上很多都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的，亦即大众提出各种质疑和观点，专家学者们从各个角度纷纷提出自己的质疑、观点和论证，法官在通盘考量这些观点和论证之后，作出相对比较合理的判决。{3}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第二，法教义学反对过度夸大法律的不确定，主张司法裁判的法律(规范)属性。
但在这种触发舆论、民意的案件中，司法如果还是弃民意、舆论于不顾，那么便难以想象这种所谓远离社会情绪的公正判决让谁感受到了公正。然而这种观点却并不是最理想、最适宜的，因为它并不符合我们的经验现实，亦即在司法裁判中，大多数的案件可以通过法教义学的规范进路获得解决并且毫无争议，但是确实存在少数案件的结果大家无法接受、争议不断，需要我们慎重考虑。
以此为基础，所谓规范后果之外的其他后果之证立可能性、社会效果的客观性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而社科法学则主张，僵化拘泥于严格适用法律规范本身就是错误的。
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接受疑难案件作为司法裁判的例外这个常识，并且继续将它明确化。[37]杨知文固然在主张一种规范后果主义，但当他将法律适用后果评价的实质衡量根据区分为既定法秩序内的根据和既定法秩序外的根据时，就已然向社会效果动摇。(二)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但是，依法裁判显然并不能与依法律规范裁判画上等号。政治—技术的立法权规划和规范上的缺陷，以及不同规范设计之间的不相配合，使得合理性无法成为立法者的赠品，而是在法律的理论和实践中有待实现的要求。[78]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对于司法判决接受性的实证研究，为司法裁判如何进行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换言之，我们必须尊重规范后果和实用后果的二阶性——在司法裁判中，通过以规则为基础的法教义学方法获得规范结果是主导，而将注重实用后果的社科法学方法作为特殊和例外。
至此，问题就落在如何在司法裁判领域当中安置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58]参见Ronald Dworkin, Justice for Hedgeho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1。
[63]按照英美法的传统，所谓疑难案件(Hard Case)就是指法律导向了一种特别的结果，这结果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整体，都过分恶劣，也使案件的审理法官感到‘不公正。吴泽勇：揭开‘社会公共利益的面纱——就电梯劝烟案答陈杭平教授，http：//www.sohu.com/a/219376850_671251，2018年4月11日访问。
而无论是正向分析，还是逆向分析，都改变不了分析的本性。其次，社科法学的方法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法经济学方法、法政治学方法等)，如此一来，对于后果的裁量中，何种(几种)方法居于主导，必然也就陷入混乱当中。
[59]关于解释学立场、理论争议等的具体论述，请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冠宜译，台北时英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页。于浩：传媒与司法关系的重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107-115页。为了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在司法裁判中绝不可能像社科法学所主张的那样法官可以采用众多的社科法学方法进行裁判，而是只能在特定情况下采用社科法学的方法来补充法教义学方法的不足。再者，诸社科法学方法如何适用，例如法经济学方法可用在合同法领域，但是能不能用在刑法、婚姻法领域？法律人类学方法可用在婚姻法领域和刑法领域吗？社科法学诸方法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互补关系，还是竞争关系？如何确定最终的结果？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是，按照某些社科法学者的立场，法教义学立场就是法条主义。[39]如此，后果主义必须要考虑社会效果问题。
[34] 因此，法教义学立场主张的后果显然不同于社科法学所主张的后果。[46]孙海波在对比基于规则的推理和基于后果的推理时列出了五点区别，然而在笔者看来，他虽然将逆推/顺推作为第(1)个区别，但是第(2)个区别和第(4)个区别却点出了两者之关键：后果主义更加注重对实质正义的关照，以及后果主义考虑更多的是不同于法律后果的法外后果。
但问题在于：首先，无论是逆向分析，还是正向推理，规范后果都不可能无中生有。例如，在对许霆案的分析中，陈瑞华、贺卫方、高艳东、赵秉志等学者的论述重点在于证明，许霆案的判决结果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法官没有正确地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
因此，只有给后果主义在司法裁判中寻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其价值才能得到有效发挥。[56]关于疑难案件之界定的梳理，参见孙海波：疑难案件的法哲学争议——一种思想关系的视角，《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第46-54页。许多人服了，包括贺卫方教授，但还有人不服。[49]我国当前法律体系的构建大多是移植和借鉴西方法律体系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法条可能是伪教义。
[25]显然，李国光副院长当时已经注意到严格适用法律未必皆会产生好的结果，亦即所谓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未必皆是统一的问题。如上所述，一种围绕规则问题和法律知识论的立场来寻找疑难案件界分标准的努力，必然绕不过法律不确定的客观性难题。
若不能区分一般案件和疑难案件，则法教义学方法和后果主义方法便会各自演绎至逻辑极限，或者成为高贵的梦，或者成为噩梦。社会效果的客观性难题，导致我们虽然在逻辑上认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可能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无太大助益。
这是否意味着后果主义将无法获得一个准确的定位？如此一来，法教义学方法和后果主义方法之间的论争，将继续注定是没有终局的角逐？ 对此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回到其根源：区分一般案件与疑难案件的原因，在于我们必须区分一阶/二阶裁判理由，法教义学方法和后果主义方法各有其重要性，二者可形成互补，但其前提是二者明确各自的领域。然而，诚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还原‘彭宇案真相能否让道德闪光，此点依然存在疑问，再加上彭宇案一审判决的推理和归责的问题，无论其案情真相如何，彭宇案本身的负面影响很难褪去。
